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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铁门关上的声音，比我想象的要轻。

    以前在工地上，扛水泥的时候，隔壁就是看守所。每天都能听见那扇门关上的声音。很重，很沉，像一座山砸下来，地都在抖。我问老李，那门有多重？他说，不知道，但他一个老乡进去过，出来的时候说，那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整个人都轻了。我不懂。现在我懂了。铁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一个人叹了口气。然后整个世界就安静了。不是外面的世界安静了，是我里面的世界安静了。那些吵了二十三年的声音，忽然不吵了。母亲的哭，父亲的骂，妹妹的喊，工头的呵斥，老板的催促，房东的敲门，邻居的闲话，全都没了。只剩一片很空很空的安静。空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
    咚，咚，咚。很慢。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。

    号房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以前不是，以前有很多人。杀人的，抢钱的，偷东西的，打架的。他们睡在我旁边，打呼噜，说梦话，磨牙，放屁。我睡不着，他们也睡不着。互相嫌弃，但还得挤在一起，因为只有这一间屋子，只有这几张床。今天不一样。今天他们把别人都清走了，只剩我一个。不是照顾我，是怕我吵着别人。也许不是怕我吵着别人，是怕别人吵着我。最后一天了，让我清净清净。

    我坐在床边。床是铁的，很窄，翻个身就能掉下去。以前不掉，现在也不会掉。以前睡了几个月，都睡在边上，把里面留给别人。他们问我，你怎么不睡里面？我说，习惯了。习惯了边上，习惯了缩着，习惯了不占地方。现在里面没人了，外面也没人了。整张床都是我的，整间屋子都是我的。但我还是缩在边上，还是缩着，还是不敢占地方。习惯了。改不了了。

    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照片。照片是黑白的，边角卷了，折痕处裂了一道口子。上面有四个人，父亲，母亲，妹妹，我。妹妹还小，抱在母亲怀里。我站在父亲旁边，刚到父亲的腰。父亲没有笑，母亲也没有笑。我笑了，妹妹也笑了。她不记事，她不记得那天拍了照片。她只记得照片上她在笑，问我，哥，我那天为什么笑？我说，不记得了。也许是因为那天母亲穿了一件新衣服。也许是父亲那天没有打人。也许是太阳很好。不记得了。

    我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写着日期，新历前7年，春。母亲的字，写得很秀气。她是高中毕业的，在村里算是文化人。嫁了人，就不写字了。不写字了，也不看书了。不看书的了，也不笑了。她最后一次笑，是什么时候？不记得了。也许是我考上高中的那天。她说，你爸不让你上，我让你上。她说，你好好读，读出来，离开这个地方。我读了，没读完。父亲说，家里没钱了，你妹要上学，你妈要看病，你下来干活。我下来了。那年我十六岁，在工地上搬砖。我恨他，也恨她。恨她不说话，恨她不跑，恨她不带我跑。恨她把我留在那个家里，让我一个人面对那个人。后来她不在了。死了。她死了，我没哭。我恨她，恨她死了，恨她不等我，恨她不说一句“对不起”。她没说对不起。她没做错什么。做错事的是他，挨打的是她。她不需要说对不起。是我需要说。我没说。她听不见了。

    我把照片放在枕头底下。躺下来，闭着眼睛。灯还亮着，很亮，刺得眼皮发红。没人来关，没人来管。最后一天了，他们不想进来，怕沾上晦气。我也不想他们进来，不想见任何人。只想一个人待着，待到最后，待到一个喊我名字的人说——“该走了。”

    我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灰的，有一道裂缝，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地爬到墙角。我看着那道裂缝，想起母亲。她最后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，脸上也有一道缝，不是缝，是皱纹。她老了，才四十二岁。四十二岁，头发白了，背驼了，牙掉了。她不是老死的，是病死的。病不是老来的，是打来的。打了十五年，打坏了肝，打坏了肾，打坏了心。心坏了，就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，就死了。她是自己死的。不是他杀的。他打了十五年，她忍了十五年。最后不想忍了，就不忍了。死了，就不用忍了。我也快不用忍了。

    我笑了。不是苦笑，也不是嘲笑，是一种很轻、很淡、像风吹过水面一样的笑。我想起小时候，有一次她被打得太重了，躺在床上，三天没起来。我端着粥进去，她不吃。我说，妈，你吃点。她说，不饿。我说，你不吃，会饿死的。她说，死了好。我哭了。她伸出手，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，别哭，你哭了我也不吃。我擦了眼泪，不哭了。她也没吃。后来她起来了，又被打，又躺下，又起来，又被打。她不哭了，我也不哭了。习惯了。

    我翻了个身，脸朝着墙。墙是凉的，贴着额头，很舒服。我想起第一次打她——妻子，不是母亲。她不叫秀兰，她姓林，秀兰是她的名字。和她一样。我娶她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。也许不是。不知道。不记得了。她给我打饭，多给了一块肉。我看着她，她笑了，说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我吃了，吃了很多年。后来她辞了工地的活，跟我回了老家。老家有那栋屋子，墙上有干掉的血。她问那是什么？我说油漆。她信了。她信了很多事。信我能给她一个家，信我不会打她，信我会对她好。我打了她。第一次，因为忘了关灯。从床上坐起来，一巴掌扇过去。她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我看着我的手，看着她的脸。她的脸红了，肿了。她哭了，没出声。我说，对不起。她说，没关系。她说没关系。我信了。

    后来的事，记得不太清。饭煮糊了，打。话多了，打。话少了，打。哭了，打。不哭了，也打。每一次打完了，都说对不起。每一次她都说没关系。说了很多次。说到后来，我自己都不信了。她还信。

    我闭上眼睛。眼前出现一个人，不是她，是母亲。母亲蹲在地上，擦嘴角的血。血擦掉了，又流出来。我站在门口，不敢过去，不敢说话，不敢动。我叫她，妈。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她的眼睛很亮，像两颗刚洗过的石子。她笑了，笑得很轻——儿子。我走过去，蹲下来，擦她的脸。血擦掉了，又流出来。擦不掉。她拉过我的手，摸着，说，没事，不疼。不疼。骗子。

    我睁开眼睛。灯还亮着，墙面是灰的。额头的凉意慢慢变得温热，是我自己的体温。我把脸从墙上移开，翻过身，平躺着。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，从灯座爬到墙角。我盯着它走了很多遍，从灯座到墙角，从墙角到灯座，像小时候走的那条路，从家到学校，从学校到家。路是土路，下雨天泥泞，干了坑坑洼洼。走一趟，鞋底沾满泥。在石头上蹭，蹭不干净。回来又被骂，走路不长眼睛。不是不长眼睛，是路太烂了。

    我又想起妹妹。她走了以后，没回来看过我。不是不想回，是不敢回。她怕那个人，也怕我。怕我变成那个人。我没有变成他吗？我变了吗？我问自己——你打她的时候，在想什么？不记得了。也许什么都没想，也许在想他。也许在想，你打我母亲，我就打你。她不是你，她是她。她是无辜的。无辜的。我父亲打母亲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无辜。他觉得自己没做错。他不该打她吗？她不听话，她顶嘴，她没有及时端菜，她烧的菜太咸了，该打。我打妻子的时候，也觉得没做错。她不关灯，不关灯浪费电，浪费钱。该打。我们都觉得自己没做错。我们都是在做正确的事。

    有人在喊我。不是梦里，是外面。走廊里有脚步声，很重，很有节奏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像许多人穿着皮鞋在木地板上走动。不是许多人，是两个人。

    铁门的观察窗被打开了，一只眼睛出现在那个方孔里，看了几秒，然后关上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转了两圈，门开了。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口。一个高，一个矮。高的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矮的手里拿着绳子。不是绳子，是麻绳，很粗，黄褐色的，卷成一个圈。我见过那种绳子。在工地上，用来绑钢筋的。一捆一捆，从车上卸下来，堆在空地上，日晒雨淋，发黑了，起毛了。绑过钢筋的绳子不能再绑人。绑过人的绳子也不能再绑钢筋。他们不懂。

    “陈德厚。”高的喊我名字。

    我坐起来，看着他们。

    “时间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洗漱。”矮的说，“换上干净衣服。吃最后一顿饭。”他停了。“有什么话要交代的，现在说。”

    我站起来，没说话。走到铁桶旁边，拧开水龙头，水很小，哗哗的。我洗脸，洗了很久，把脸洗得发白。那双手很糙，青筋暴起，指节突出。指甲缝里的黑泥嵌得很深，洗不掉。洗了很多年，没洗掉。我不洗了。关掉水龙头，用袖子擦脸。毛巾在床头挂着，白色的，几天没洗，发黄了。没拿。用袖子擦了。他们递过来一套衣服，深灰色的，棉布的，没有扣子，没有拉链，是套头的。我接过，穿上。衣服很大，空荡荡的，像穿了一件别人的衣服。不是我，是别人。以前在工地上，穿过别人的衣服。工友回老家了，衣服不要了，扔在地上。我捡起来，洗了洗，穿上。也大。也空。穿了几年，穿烂了，扔了。这件不会穿烂，只穿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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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们带我走出号房。走廊很长，灯是白的，地砖是灰的。走得很慢。不是不想快，是走不快。腿在抖。不是怕，是别的。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涌的、控制不住的、想停也停不下来的抖。他们没有催，跟在我后面，像送一个人出门。送出门，就不回来了。

    走廊尽头有一间小屋子。门开着，里面有桌子，有椅子，有饭菜。一盘菜，一碗饭，一个汤。菜是红烧肉，切成大块，肥的，亮的，冒着热气。旁边还有一碟咸菜，一块腐乳。饭是白米饭，满满一碗，压得很实。汤是紫菜蛋花汤，蛋花很多，紫菜很少，撒了几粒葱花。我坐下来，看着这些饭菜。红烧肉很久没吃过了。工地上吃不到，看守所里也吃不到。闻着很香，很腻。我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肉，放进嘴里。嚼了几下，咽下去。咸的。又吃了几口饭，喝了一口汤。汤是烫的，咽下去的时候，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，很舒服。又喝了一口，又吃了几口饭。吃到一半，停了。不是饱了，是吃不下了。不是因为不好吃，是因为太好吃。吃了这顿，没了。没了就不惦记了。不惦记了，就能走了。

    放下筷子。高个问我，“不吃了？”我摇头。他们把饭菜收走。我坐着等。矮个说，“还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，纸——笔。他愣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一只铅笔，放在桌上。我把本子翻到空白那页，拿起笔。写了几行字。写得很慢，字迹很重。写完，把纸撕下来，折好，递给他，“给我妹。”他接过，塞进口袋。他们带我走出小屋子。走廊不长，尽头是一扇门。门是铁皮包着的，很厚，上面刷着红漆，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的锈。“出去就是院子。院里有车。车会送你去该去的地方。”我点头。我看着那扇门，风吹过来，把门缝里的灰吹出来，落在我的鞋上，灰色的，很细。我蹲下来，把灰拍掉，站起来，等着。

    门开了。

    院子不大，停着一辆白色的车。没有车牌，没有标志，什么也没有。车窗是黑的，看不见里面。车前面站着几个人，穿制服，背挺得很直。他们看见我，没有动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像几根钉进地里的木桩。车后面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，手里提着药箱。我认识他，他给我做过体检。他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神和他看别人没什么不同。我走过去，车门开了，坐进去。车内很暗，座椅是皮的，很软，坐着很舒服。他们给我系上安全带，关上门。车开了，很慢，很稳。从院子里开出去，开上马路。马路很宽，两边的树是梧桐树，叶子绿了，太阳照在上面，亮晶晶的。街上有人，有老人拄着拐杖，有妇女抱着孩子，有学生背着书包，有小贩推着车吆喝。他们不知道这辆车上坐着谁，不知道这辆开往哪里，不知道车里的人在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活着。

    我靠着车窗，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人脸。一张一张，像水一样流过去。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，也没有一个认识我。他们不会记得我，我也不会记得他们。这样很好。谁也不欠谁的。

    车开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它不会停了。然后它停了。前面是一堵墙，很高，灰色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门。只有一扇很窄的铁门，刷着黑漆。门开了，他们带我走进去。里面是一个院子，很小，铺着水泥，水泥裂了，缝里长着草。院子中间竖着一根铁柱，很粗，一人多高，顶端焊着一个铁环。他们让我站在铁柱前面。我没有动，他们也没有催。风从墙头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远处的青草味道。

    矮个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，展开，念。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楚。念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的罪名，我的刑期。念完了，他把纸折好，放回口袋。看着我。“陈德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    我看着那根铁柱，那个铁环，那堵灰色的墙。

    “我妹。”我说。“那张纸，给她。告诉她，哥对不起她。没照顾好她。让她跑了，跑远点，别回来。也别告诉孩子，她有个这样的哥。”

    矮个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他们给我蒙上黑布，让我跪下来。膝盖砸在水泥地上，很疼。但我没有感觉。眼前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风还在吹，凉凉的。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很轻，像猫踩在地上。是行刑的人。我听见他在装子弹，咔嚓一声，很脆。然后静下来了。没有声音。

    我等了很久。久到风停了，久到草不摇了，久到远处街上的吆喝声都听不见了。久到我以为他们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跪着，蒙着眼，等一个不会来的人。

    然后我听见了。不是枪声，是风声。不是风声，是呼吸声。不是呼吸声，是自己的心跳。咚，咚，咚。它还在跳。它不知道马上就要停了。它还在尽责地跳。跳了三十年，够本了。最后一次了。让它好好跳完。别急。

    我想起很多人。母亲，父亲，妹妹，妻子。还有那些在工地上一起搬砖的工友，那些在看守所里一起睡觉的犯人，那些在法庭上看着我的不认识的旁听者。他们在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们。他们活着，我死了。死了就没了。没了，就不用记了。不用记了，就不累了。

    不累了。该走了。

    我在那张纸上写的不是这些。那张纸上写的是：“妈，我来了。你等等我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知道。

    枪响了。

    声音不大，像在很远的地方敲了一下鼓。然后我就飞起来了。不是身体在飞，是别的东西。很轻，很亮，像一道光。

    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