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海，桑卡岛，新历17年12月1日，清晨六时。
天还没有亮透。海是灰蓝色的，和天接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海，哪里是天。岛很小，从东到西不过五公里，从南到北约三公里。岛上有山，不高，但很陡，长满了热带雨林，叶子绿得发黑。山脚下有一片沙滩，沙是白的，很细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沙滩上停着几艘破旧的渔船，船身上长满了藤壶，很久没有出海了。岛上有一个村庄，叫桑卡村。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挤在山坳里。房子是木头搭的，屋顶是棕榈叶铺的，墙缝里长着青苔。村口有一棵老榕树，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住，气根垂下来，扎进土里，又长出新的树干。树冠遮天蔽日，把整片空地都罩住了。榕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抽着自制的烟卷，眯着眼睛，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海。他们不知道STA是什么，不知道卡莫纳在哪里，不知道战争为什么要打，也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他们只知道，去年来了很多穿黑色制服的人，把岛上的年轻人都带走了。带走了就没有再回来。后来那些人自己也走了，走得匆忙，留下了很多东西——枪，子弹，炮弹，炸药，电台，发电机，药品，食物，衣服，靴子，头盔，防弹衣，还有那些他们看不懂的、密密麻麻写满字的文件。
年轻人走了，老人还在。女人还在，孩子还在。他们等着，等那些被带走的人回来。等了一年，两年，也许等了更久。没有人回来。他们还在等。等不到，就一直等。等到死，等到埋，等到被忘记。
我叫阿南。今年十七岁。父亲被STA带走的时候，我十二岁。那天晚上，很多人从船上跳下来，穿着黑色的制服，戴着夜视仪，手里端着枪。他们把村子围住了，挨家挨户敲门。他们不说话，只是站在门口，用枪指着屋里的人，然后指着那些年轻的男人，示意他们出来。父亲正在睡觉，被敲门声惊醒。他坐起来，看着我，说，别出声。然后他穿上衣服，走出门。我趴在窗户上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很稳，没有回头。他走进那些人中间，被他们带走了。再也没有回来。母亲哭了三天三夜，哭到眼睛肿了，哭到嗓子哑了，哭到再也哭不出来了。她不哭了，也不说话了。她只是坐在门口，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海，等着。等了一年，两年，五年。她还在等。不会停，也不会再停了。
去年，那些穿黑色制服的人走了。不是慢慢地走，是忽然走的，像潮水一样退了回去。他们走得很匆忙，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带走。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偷偷溜进他们的营地，捡了一些东西。我捡了一把手枪，子弹不多，十几发。还有一把匕首，刃口很薄，很亮。还有一块表，表盘碎了，裂纹从边缘裂到中间，把数字切成两半，但指针还在走。我把表戴在手上，把匕首别在腰后，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。母亲不知道，她只知道我去了营地，捡了一些“没用的东西”。她不管我。她已经不管任何事了。
上午，村里来了几个人。不是穿黑色制服的，是穿白色衬衫的。他们坐着一艘白色的快艇，从海那边开过来，停在海边。他们跳下船，踩在沙滩上，鞋子被海水打湿了，他们没有在意。他们走进村子，走到榕树下，看着那些老人，看着那些女人，看着那些孩子。他们笑了，不是大声笑，是很轻的笑，像风吹过水面。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拎着一个银色的手提箱。他把手提箱放在石桌上，打开，里面是很多纸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他说，我是STA的代表，来跟你们谈一笔生意。老人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女人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孩子看着他，也没有说话。他不介意，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张纸，念。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楚。
“STA公司，因战略调整，决定撤出亚洲地区。但我们在东南亚还有部分业务需要继续运营。桑卡岛地理位置优越，气候适宜，资源丰富，是理想的基地选址。STA愿意与桑卡岛村民合作，共同开发岛上资源。STA提供资金、技术、设备、人员培训。村民提供土地、劳动力、食物、淡水。收益按比例分成。STA占七成，村民占三成。”
他念完了，把纸放下，看着那些人。那些老人，那些女人，那些孩子。他们看着他，他也看着他们。沉默了很久。没有人说话。风吹过来，把榕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。
一个老人开口了。他叫阿公，是村里最年长的，八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驼了，手在抖。他坐在榕树下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，看着那个中年男人。你说，你们把我们的孩子带走了，带走了就没有回来。你们现在又说，要跟我们合作。合作什么？合作你们把孩子还给我们？还是合作你们把我们剩下的也带走？
那个中年男人笑了。老人家，您的孩子不是我们带走的。是战争的需要。战争结束了，他们应该会回来的。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也许明年。您等着就是了。
阿公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里的拐杖。拐杖是木头的，很旧，很光滑，被磨得发亮。他的手指在拐杖上轻轻敲着，一下，一下，很有节奏。等着。我等了五年了。等来的不是孩子，是你们。你们来了，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要等到我也走了，他们才能回来？
那个中年男人没有说话。他把手提箱合上，拎起来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您不合作，没关系。我们找别人合作。这座岛上，不止你们一个村子。总会有人愿意的。他走了。快艇的引擎声响起来，越开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阿公坐在榕树下，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海。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乱了，他没有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手在抖，不是怕，是别的什么。他把手放在膝盖上，不让任何人看见。他想起那些被带走的孩子，那些他叫不出名字、记不住脸、只知道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人。他们也会死，死在战场上，死在自己人的手里，死在敌人的手里。死在自己人手里，比死在敌人手里更疼。不是他们疼，是他疼。他心疼。
当天下午，那个中年男人去了岛北边的另一个村子。那个村子叫班达村，比桑卡村大一些，人也多一些。他们很穷，比桑卡村还穷。他们没有渔船，没有渔网，没有粮食。他们吃树皮，吃草根，吃那些从海里捞上来的、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贝类。他们很饿，饿得眼睛发绿，饿得腿发软，饿得脑子发昏。那个中年男人从手提箱里拿出那张纸，念了一遍。念完了，把纸放下。班达村的人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同意。他们只是看着那张纸，看着那些字，看着那些数字。七成，三成。他们不知道七成是多少，三成是多少。他们只知道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好一点就行。好一点就不会饿死。不饿死就能活。活了就能等。等到了就有希望。有希望就不想死了。不想死了就能好好活了。
他们签了。不是用笔签，是用手印。他们把拇指按在印泥上，按在那张纸上，留下一个个暗红色的指印。指印很模糊，看不清纹路。但那就是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承诺，他们的命。签了，就不能反悔。反悔了，就是违约。违约了，就要赔偿。赔不起，就要还。还不起，就要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能违约。
那个中年男人把手提箱合上，拎起来，转身走了。快艇的引擎声响起来，越开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班达村的人站在沙滩上，看着那片海，看着那艘快艇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地平线上。他们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身，走回村里。他们还要吃饭，还要睡觉，还要活着。活着，才能等到那些被带走的人回来。等到了，才能抱他们。抱住了，才能哭。哭完了，才能笑。笑了，才能好好活。
第二天，STA的船来了。不是一艘，是很多艘。大的，小的，灰色的，白色的，黑色的。它们停在岛北边的海湾里，把整片海湾挤得满满当当。船上下来很多人，穿着黑色制服，戴着黑色头盔，手里端着枪。他们不是来打仗的，是来干活的。他们把班达村的人从房子里赶出来，让他们搬到岛南边的桑卡村。他们说要建基地，需要地方。班达村的人不愿意，但他们不敢说。说了，就是违抗命令。违抗了，就要受罚。罚了，就会受伤。伤了，就不能干活。不能干活，就没饭吃。没饭吃，就会饿。饿了，就会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他们不敢说。他们收拾东西，扛着被褥，提着锅碗，牵着孩子，扶着老人，走到桑卡村。桑卡村的人看着他们，他们看着桑卡村的人。他们不认识，但都是这座岛上的。都是被遗弃的人。都是等着的人。都是活着的人。
STA的人在班达村的旧址上建起了围墙。不是慢慢地建，是忽然建的，像一棵树从土里长出来。墙是混凝土的，很厚，很高，上面拉着铁丝网。铁丝网上通着电，蓝色的火花在白天看不见，在夜里很亮，噼啪作响，像很多只很小的眼睛。墙里面建起了营房、仓库、食堂、诊所、操场、了望塔。塔上站着人，端着枪，眼睛盯着外面。外面是海，是沙滩，是那些从桑卡村走过来的、站在远处、踮着脚尖、往墙里面张望的人。他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。墙太高了，挡住了所有东西。他们只能看见那些了望塔，那些枪，那些看不见表情的脸。
阿南蹲在榕树下，手里握着那把从STA营地捡来的手枪。枪是冷的，他的手掌是温的。他把枪转过来，转过去，看着它。它不长，很小，握在手心里刚好。保险还开着，弹匣里有七发子弹。他没有开过枪，不知道打出去是什么声音，不知道打出去会打中什么，不知道打出去之后会不会后悔。他不敢试，不能试。试了，就会暴露。暴露了，就会被抓。被抓了，就会被打。被打，就会疼。疼了，就会叫。叫了，就会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试。他把枪放进口袋里，站起来，走到海边。海是灰蓝色的，和天接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海，哪里是天。他看着那片海，看了很久。他想起父亲，想起他被带走的那天晚上，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很稳，没有回头。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不知道他活着还是死了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。也许不会回来了。也许明天就回来了。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等着。不会停，也不会再停了。
STA的人在岛上待了三个月。三个月里，他们把班达村拆了，建成了基地。基地不大，但很坚固。墙很厚，门很重，岗哨很多。他们从外面运来了很多机器，很多设备，很多材料。他们在基地里建了一个工厂，不知道生产什么。烟囱很高，从早到晚冒烟，烟是灰白色的，被风吹散，和云混在一起。他们还在基地里建了一个码头，可以停靠大船。码头很长，从岸边伸出去几百米，水泥柱子插进海里，很深，很稳。大船靠岸，卸下很多箱子，箱子是木头的，钉得很严实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阿南站在远处，看着那些箱子被搬进基地。他数了数，有三十七个。他看着那些箱子，那些箱子也在看着他。他想起那些被带走的人，那些被装在箱子里的、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。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，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来。也许不会回来了。也许明天就回来了。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等着。不会停，也不会再停了。
STA的人在岛上招募工人。不是招班达村的人，也不是招桑卡村的人。是从外面招的，从那些更穷、更小、更远的岛上招的。他们坐船来，背着包袱，带着孩子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脸上全是疲惫。他们不知道要来做什么，不知道要干多久，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。他们只知道，来了就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地方住。不来的话，就只能饿死。饿死不如累死。累死不如战死。战死不如活着。活着，就有希望。有希望，就不想死了。不想死了，就能好好活了。他们签了合同，按了手印，领了工牌，进了基地。进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不是死了，是出不来。墙太高了，门太重了，岗哨太多了。他们出不来，也不想出来。出来了，就没有饭吃了。没有饭吃，就会饿。饿了，就会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出来。
阿南每天傍晚都去海边。他坐在沙滩上，看着远处那堵灰色的墙。墙很高，很厚，很冷。他看不见墙里面有什么，只能看见那些了望塔，那些枪，那些看不见表情的脸。他看很久，久到太阳落山了，久到星星出来了，久到月亮升到头顶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沙，走回村里。榕树下还坐着人，不是老人，是孩子。那些父亲被带走、母亲在等待、自己在长大的孩子。他们坐在榕树下，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海。他们也在等。等着那些被带走的人回来。等到了，就能抱他们。抱住了，就能哭。哭完了，就能笑。笑了，就能好好活。他们不会停，也不会再停了。
一天夜里，阿南被一阵声音惊醒。不是枪声，不是炮声，是哭声。很远，很轻，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哭。他坐起来，侧着耳朵听。哭声从基地那边传来，断断续续的，像风吹过铁皮屋顶。他下了床，穿上鞋，走出门。月光很好，照在路上，把路照成银白色的。他沿着路走，走到海边，走到基地围墙外面。哭声更近了，是从墙里面传出来的。他蹲下来，把耳朵贴在墙上。墙是凉的，硬邦邦的。他听见了有人在哭。不是一个人，是很多人。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孩子。他们的哭声混在一起，像一首很慢很慢的歌。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，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。他只知道，他们很疼。疼了，就会哭。哭了，就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，就会一直哭。一直哭，就会哭到没有力气。没有力气了，就不哭了。不哭了，就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就不会疼了。他蹲在那里，听了很久，久到腿麻了，久到月亮落下去了，久到天快亮了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走回村里。他没有哭。他不会哭。哭了，就是软弱。软弱了，就会被打。被打，就会疼。疼了，就会叫。叫了，就会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哭。
第二天，STA的人来找他。不是那个中年男人，是一个年轻人，穿着黑色制服，没有戴帽子，头发剃得很短，脸上有一道疤，从眉骨划到颧骨。他站在榕树下，看着阿南，阿南也看着他。你就是阿南？是。你父亲叫阿明？是。他死了。死在战场上。被炮弹炸死的。尸体没找到。只找到了这块表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表，递给阿南。表盘碎了，裂纹从边缘裂到中间，把数字切成两半。但指针还在走。阿南接过表，握在手心里。表是凉的，他的手是温的。他看了很久。这不是我父亲的表。这是我捡的。从你们的营地里捡的。那个年轻人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你的父亲确实死了。这块表是他的。你不信，也没办法。信不信，他都是死了。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你等不到他了。别等了。
阿南把表放进口袋里，贴着心脏的位置。他攥着那块表，攥得很紧。他松开了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是你应得的。他转身，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你父亲是个好人。他死的时候，没有叫。没有叫，就不疼。不疼，就不怕。不怕，就不后悔。不后悔，就能闭眼了。他走了。脚步声在碎石上响着，很轻，很远。
阿南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基地的围墙后面。他没有追。他站在那里，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乱了，他没有理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那块表。表是凉的，他的手指是凉的。他摸了一会儿，把手收回来，垂在身侧。他转过身，走回村里。榕树下坐着几个孩子，看着他，他也看着他们。他们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他不知道他们怎么了。他们只是看着，等着。等什么？不知道。等到了，就有了。有了，就不空了。不空了，就能睡了。睡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不疼了。他坐在榕树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表，看着它。指针还在走，一步一步，不紧不慢。它不知道疼，不知道累，不知道饿。它只是走。走到没电了，就停了。停了，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，就死了。死了，就没了。没了，就白活了。不能白活。所以要走。走到走不动为止。他不会停，也不会再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