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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第681章 一场关于税收的辩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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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SNS国子监祭酒的请求,正中陆渊下怀。

    他要的,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思想冲击,而是一个能够持续不断地,向这个国家未来的管理者们,灌输新思想的平台。

    “祭酒大人言重了。”陆渊谦虚地笑了笑,“我军务繁忙,恐怕无法长期授课。不过,我可以将我所知的一些经济学基础,整理成讲义。然后,我们可以从在座的学子中,选拔几位天资聪颖、对此道有兴趣的,由我亲自教导。日后,再由他们,将这门学问,传承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如此甚好!如此甚好!”祭酒连连点头,激动不已。

    他知道,陆渊此举,等于是为大学堂,开创了一个全新的,足以和“经史子集”并列的学科。这对于整个大乾的教育体系而言,都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。

    于是,在陆渊的推动和祭酒大人的鼎力支持下,“经济学”这门前所未有的新课程,很快就在大学堂里,以一种小范围研讨班的形式,正式开设了。

    第一批学员,只有十几人。他们都是从几百名学子中,经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,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。其中,就包括了上次在课堂上,第一个用“供给”理论分析王家行为的那个沉稳学子,他叫徐光启。

    这天下午,经济学研讨班的第二堂课,在大学堂一间僻静的书斋里举行。

    陆渊没有再讲理论,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更加尖锐,也更加现实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上次我们分析了粮价风波。王家通过操控市场,在短短一个月内,攫取了上百万两白银的暴利。而我们大乾,一个普通的自耕农,辛辛苦苦一年,刨去各种苛捐杂税,能落到手里的,恐怕连十两银子都不到。”

    陆渊的目光,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学员。

    “今天,我们就来辩论一下。一个国家,它的税收,到底应该主要从哪里来?是应该继续以传统的农业税为主,还是应该将重心,转移到像王家这样的商人身上?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,如同一块巨石,投入了平静的湖面。

    学员们立刻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,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

    以一个名叫王安石(此王安石非彼王安石,仅为同名)的学子为首的一派,坚定地捍卫着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思想。

    “学生以为,国之根本,在于农!商人逐利,乃是末业。自古以来,朝廷皆以农税为本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方能国泰民安。”王安石站起身,侃侃而谈,“若重征商税,必将导致商人将成本转嫁于百姓,物价上涨,最终受苦的,还是平民。更有甚者,商人无利可图,便会放弃经商,导致百业凋敝,市场萎缩,于国于民,皆无益处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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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的话,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。这套理论,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,他们从小读的圣贤书里,都是这么教的。

    “王兄此言差矣!”徐光启立刻站起来反驳。经过上次的启迪,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
    “我们刚刚才分析过,像王家这样的巨商,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和数量,远非农民可比!他们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,却承担了极少的税负,这本身,就是最大的不公平!”

    徐光启的声音慷慨激昂:“农民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年的收成,看天吃饭,所得不过糊口。我们却要从他们那点可怜的收入里,抽取大部分作为国税。而商人,动动手指,操控一下市场,就能日进斗金,富可敌国,却只需缴纳极低的税款。长此以往,贫者愈贫,富者愈富,国将不国!”

    “徐兄所言,未免太过偏激!”王安石毫不示弱,“商业繁荣,亦能带动就业,活跃经济。若杀鸡取卵,苛以重税,天下商人,人人自危,谁还敢放心经商?到时候,货不流通,民生困顿,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?”

    “我并非主张杀鸡取卵!”徐光启争辩道,“我主张的,是‘公平’!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合理的税率,比如,对商人的年利润,抽取一成或两成作为税收。这个税率,既能为国库带来巨大的收入,减轻农民的负担,又不至于让商人无利可图。我们甚至可以设立累进税率,赚得越多的,税率越高。如此,方能抑制豪强兼并,调节社会财富!”

    “累进税率?闻所未闻!”王安石冷笑一声,“如何核算商人的利润?商贾之账目,虚虚实实,最是奸猾。官府派人去查,他们便做假账。到时候,税没收上来多少,反而滋生了无数官吏寻租、敲诈勒索的机会,只会搞得乌烟瘴气!”

    “这……”徐光启一时语塞。他承认,王安石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。如何监管,如何确保税收的准确征收,确实是推行新税制最大的障碍。

    眼看辩论陷入了僵局,所有人的目光,都投向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的陆渊。

    陆渊微微一笑,开口道:“两位都说得很好,都看到了问题的关键。安石同学看到了推行商税的风险和执行难度。光启同学看到了税制不公带来的巨大社会隐患。你们的辩论,已经触及到了国家财税政策的核心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身,走到黑板前,写下了四个字:

    “成本”与“收益”。

    “任何一项改革,都有成本,也都有收益。”陆渊说道,“安石同学担心的,是改革的‘成本’,比如监管成本、社会动荡的风险。光启同学看到的,是改革的‘收益’,比如增加国库收入、实现社会公平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,我们作为国家的管理者,要做的,就是去‘权衡’。如何用最小的成本,去获取最大的收益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王安石:“你担心的,是商人做假账,官吏腐败,对吗?这个问题,确实存在。但,并非无法解决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、专业的‘税务总局’,培养专业的会计和审计人员。我们还可以颁布《会计法》,统一所有商家的记账标准。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利用好我们手中的武器——《大乾日报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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