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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还没有亮透。暗区西南边境的晨雾是从地缝里渗出来的，灰白色的，像一床洗了太多次的旧棉被，盖在整片荒原上。克劳斯睁开眼的时候，耳边是战友翻身时战术背心摩擦沙袋的声音，是远处坦克发动机预热时低沉的轰鸣，是风从铁丝网破损处灌进来的呜呜声。他没有立刻坐起来。他躺在睡袋里，睁着眼睛，看着帐篷顶。帐篷是橄榄绿的，内侧凝结着一层细密的水珠，随着风轻轻晃动，水珠聚拢、滑落、又被新的水珠取代。他盯着其中一滴，看它从帐篷中央缓缓滑向边缘，像一个人走了一辈子的路，终于走到了尽头，啪嗒一声，砸在他的脸上。
冰凉。
他用手背擦了一下，坐起来。睡袋是温的，外面是冷的。他哆嗦了一下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怀表。表盘碎了，裂纹从边缘裂到中间，把数字切成两半。指针还在走，指在五点四十三分。他每天都是这个点醒，不用闹钟，不用人叫。身体习惯了。习惯了一个人睡，一个人醒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发呆，一个人想那些有的没的。他把怀表放回枕头底下，开始穿衣服。战术背心，防弹插板，弹匣袋，水袋包，头盔，护膝，护肘。每一件都有固定的位置，固定的顺序，固定的扣法。穿错了会不舒服，不舒服会影响动作，动作慢了会死。这是教官说的。教官已经死了。他还活着。他活下来了，不是因为比别人强，是因为比别人小心。小心地穿衣服，小心地走路，小心地开枪，小心地活着。
他钻出帐篷。外面还是灰蒙蒙的，太阳没有出来，月亮也没有下去。云层很厚，把天遮得严严实实。营地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，炊事班的灶台冒着白气，几个人蹲在那边等着开饭。他走过去，排在最后面。前面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他也点了点头。他们不认识，但认识这张脸。这张脸每天都出现在这里，这个时间，这个位置，这个表情——没有表情。不是没有感情，是把感情藏起来了。藏得太久了，自己也找不着了。
炊事兵从锅里捞出一袋袋口粮，按人头扔过来。克劳斯接住一袋，橄榄绿的包装，上面印着“绿匣子”三个字，边缘压着密封条，沉甸甸的，里面装着今天的热量、维生素、蛋白质，还有一小瓶不知道什么味道的酒。他蹲在灶台旁边，拆开口袋。早餐是一包培根土豆泥煎饼、一小盒焗豆、几片腌黄瓜、两包全麦饼干、一根蜂蜜坚果棒、一小袋速溶咖啡和一包奶粉。他把奶粉倒进咖啡里，加了一点水，搅了搅，没有糖，但够甜了。奶粉是甜的，咖啡是苦的，混在一起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。像他的生活。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坏。活着。能活着就不错了。
“嘿。”有人蹲在他旁边，端着饭盒，用勺子戳着里面的东西。是同班的机枪手穆勒，德国人，金发碧眼，脸上有雀斑，看起来像个大学生，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。他咬了一口培根煎饼，嚼了嚼，皱起眉头。“这玩意儿一周吃了三次。说好的不重样呢？”
克劳斯没有接话，把那片腌黄瓜塞进煎饼里，卷起来，咬了一大口。黄瓜的酸中和了煎饼的腻，培根的咸味在舌头上散开。他嚼了很久。
穆勒又说，“昨天那包辣条，你吃了没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我跟你换。用我的巧克力布丁。”
克劳斯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“不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不喜欢甜的。”
穆勒叹了口气，把饭盒里的焗豆拨来拨去。“我老婆上次寄来的包裹里有五包辣条，我全给吃完了。现在想得慌。”他停了。“她说等这次任务结束了，给我寄一箱。让我省着点吃。”他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像在对自己说话。“省什么省。能活着回去再说。”
克劳斯没有说话，把最后一块煎饼塞进嘴里，嚼完了，咽下去。从口袋里掏出那瓶酒，很小，只有拇指大，铝瓶封口，上面印着“红葡萄酒”三个字。他没有打开，塞回口袋里。穆勒看见了，“你不喝？攒着换东西？”克劳斯摇了摇头。“不想喝。”他站起来，把包装袋揉成一团，塞进垃圾袋里，转身走回帐篷。穆勒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没有出声。他低下头继续吃。
上午的巡逻任务从七点开始。六个人，一辆装甲车，沿着西侧的山谷走一趟。路不好走，碎石多，坡陡，装甲车开得慢，像一头气喘吁吁的牛。克劳斯坐在副驾驶位上，手里握着枪，枪口朝下，眼睛盯着窗外的荒原。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但被云层遮着，只透出一点灰白色的光。荒原上没有草，没有树，没有鸟，什么也没有。只有石头，只有沙，只有那些被风磨了千万年、光滑发亮的碎石。他盯着那些石头看了很久，没有看进去。脑子是空的，不想事，不敢想事。想了就会分心，分心了就会死。他把视线收回来，落在那块仪表盘上。仪表盘是旧的，指针晃来晃去，油量表显示还有大半箱油，水温表在中间，电压表偏低。他伸手敲了一下，指针跳了一下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他收回手，看着窗外。
车里没有人说话。只有引擎的轰鸣，只有履带碾压碎石的声音，只有对讲机里偶尔传来的沙沙声。六个人，六颗心，想着不同的事。想着家里人，想着吃的东西，想着休假去哪里，想着下次任务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没有人说。不能说出来。说出来了，就不灵了。不说，也许还能活着。说了，就死了。这是老兵传下来的规矩。他信了。很多老兵都死了，他活下来了。也许就是因为信了这个规矩。
山谷走到尽头，装甲车停下来。车长下了车，站在一块高地上，用望远镜看着远处。克劳斯也从车上跳下来，蹲在车旁边，端着枪，警戒着西边。西边是STA的控制区，再往西是暗区，再往西是卡莫纳。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。他只是拿钱办事。钱到账了，就干活。干完活，等下一个订单。没有订单的时候，就待在营地里，睡觉，吃饭，发呆。日子一天一天过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也许没有头。也许头就是死。死在哪里，埋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没有人会来找他，没有人会来收他的尸。他只是合同上的一个编号，死了就划掉了。划掉了，就没有了。
“有情况。”车长的声音很低，从对讲机里传出来，沙沙的。克劳斯站起来，把枪端平，瞄着西边那片灰蒙蒙的荒原。什么也没有。但他知道车长不会看错。车长在这片荒原上待了三年，比他久，比他见得多。他说有，就有。
“东边五百米，那堆碎石后面，有人在动。”车长又说。
克劳斯把枪口转向东边。五百米外有一堆碎石，是从山体上滑下来的，堆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石头缝里长着枯黄的草。他眯着眼睛，从瞄准镜里看过去。镜片是绿色的，把整片荒原染成绿。碎石堆后面，确实有人。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三个。蹲着，藏得很好，只露出一点点头盔。是卡莫纳的兵。他看到头盔上的那面小旗，红底金星。他认识那面旗。他以前也是卡莫纳的人，后来不干了。不是不想干，是钱太少了。老婆要吃饭，孩子要上学，父母要看病。钱不够，就只能换老板。换了老板，就是敌人了。敌人就该打。他扣在扳机上的手指没有动。
“撤。”车长的声音。
他松了一口气。
装甲车掉头，往回开。那几颗躲在碎石堆后面的头没有再出现。他们也不想打。他们也只想活着。活着，就够了。
午饭是在营地里吃的。克劳斯打开中午的口粮袋，是红酒炖牛肉，配香草意面，还有一小盒烤甜椒和腌鳀鱼。他用勺子把牛肉和意面搅在一起，舀了一大口，塞进嘴里。牛肉炖得很烂，入口即化，红酒的味道已经渗进去了，带着一点甜，一点酸。他嚼了几口，咽下去。不饿，但必须吃。不吃就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就跑不动，跑不动就会死。他一口一口地吃，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多下。穆勒坐在他对面，吃的是泰式绿咖喱牛肉，配茉莉香米。他用勺子挖了一大口，嚼着嚼着忽然停下来。
“怎么了？”
穆勒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。“有骨头。”他用手捏着那截小骨头，看了看，扔在桌上。“应该是鸡骨头。咖喱鸡。”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。他继续吃，把骨头挑出来，把剩下的吃完了。他把饭盒放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包榴莲威化饼干，撕开，咬了一口。克劳斯看着他，“你不是不吃榴莲？”
穆勒嚼着饼干说。“饿。什么都吃。”
克劳斯低下头继续吃饭。他吃完了，把饭盒摞在一起，放在一边，从口袋里掏出那瓶酒，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口。红酒不甜，单宁很重，涩，辣，有一点回甘。他咽下去了，把盖子拧上，放回口袋。下午还有活，不能喝多。一口就够了。够了就不想了。不想了就不疼了。
下午的活是修工事。挖战壕，堆沙袋，架铁丝网。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了，晒得人发晕。克劳斯把外套脱了，只穿着战术背心，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手臂。他握着铁锹，一铲一铲地挖土，土是干的，硬的，一铲下去只有一小块。他挖了很久，挖出一条齐腰深的沟。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，流进眼睛里，蜇得疼。他用袖子擦了一下，继续挖。穆勒在旁边堆沙袋，把沙子装进袋子，扎好口，垒起来。垒一层，踩实，再垒一层。他垒了十几层，垒得整整齐齐，像砌墙一样。克劳斯停下来，拄着铁锹看着他，“你以前干过泥瓦工？”穆勒头也不抬。“没有。我爸干过。我小时候帮他递过砖。”他停了一下。“我爸死了。死在工地上。脚手架塌了。赔了八万块。我妈拿那笔钱给我娶了媳妇。”
克劳斯没有说话。他把铁锹插进土里，靠在那里，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。太阳晒得他头晕，口干，嘴唇发白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水壶，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口。水是温的，有一股塑料味。他咽下去了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，父亲也死了，死在矿里。瓦斯爆炸，埋了三天挖出来，脸都认不出来了。赔了三万块。他拿那笔钱交了下学期的学费，没有去。去了工地上搬砖，搬了三年，当了兵。当了兵，就不用搬砖了。搬砖是搬，扛枪也是搬。都是搬。一个是搬砖，一个是搬命。命比砖值钱。但命也是用来换钱的。换给卡莫纳，换给STA，换给出价高的人。谁出的价高，命就给谁。命给了，钱到了，人没了。没了就没了。没有人记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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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低下头，继续挖。铁锹碰在石头上，溅出一串火星。他换了一个角度，又挖了一下，石头松了，他蹲下来，用手把它抠出来。石头不大，但很沉，边缘锋利，割破了手套，割破了手指。血从手套的破洞里渗出来，滴在土里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手套脱了，把血蹭在裤腿上，换了一副新手套，继续挖。不疼。不是不疼，是没感觉。感觉麻木了。
傍晚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工事修完了。克劳斯蹲在战壕边上，抽着一根烟。烟是他用三包咖啡糖换来的，从穆勒那里换的。穆勒不喝咖啡，只抽烟。他不抽烟，只喝咖啡。各取所需。他深吸了一口，烟在肺里转了一圈，从鼻腔里喷出来，在暮色里散开。他看着那片烟，烟散了，他也散了。不是散了，是累了。累得不想动，不想说话，不想吃饭，不想睡觉。只想蹲着，看着天，等着天黑。天黑了就可以睡了。睡了就不累了。醒了又会累。累着累着就习惯了。习惯了就不觉得累了。不觉得累了，就不会想休息了。不会想休息了，就一直干。干到干不动为止。干不动了，就死了。
穆勒走过来，在他旁边蹲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辣条，撕开，递给他一根。他接过，咬了一口。辣的。很辣。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没有擦，让它流。穆勒也不看他，也咬了一口，嚼着嚼着笑了。“我老婆上次寄来的那包辣条，比这个辣多了。这个不行，不够劲。”克劳斯把剩下的辣条塞进嘴里，嚼碎了，咽下去。“你老婆对你挺好。”
穆勒低着头。“嗯。”
“你多久没回去了？”
“八个月。”
“想她吗？”
“想。天天想。想得睡不着。”他停了。“但睡不着也得睡。明天还有活。干不完，就不能回去。回不去，就见不到她。”他又咬了一口辣条。“见不到她，她就会难过。难过了，就会哭。哭了，就没人哄。没人哄，她就不理我了。”他笑了。不是笑，是苦笑。
克劳斯没有说话。他看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。太阳落下去了，云被烧成橘红色，很漂亮。他想起他老婆，老婆跑了。跑了三年了。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也许在北方，也许在南方，也许在暗区，也许在欧克利坦。也许死了。也许活着。活着也不会来找他。她恨他。恨他不回家，恨他不打电话，恨他不寄钱，恨他让她一个人带孩子，一个人过年，一个人生病，一个人扛。扛不住了，就走了。走了就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，就忘了他。忘了他，就重新开始了。重新开始了，就好了。他不想打扰她。不能打扰她。打扰了，她又会哭。哭了，他又不在。不在，她就更恨他。恨了，就更不会回来了。
他站起来，把烟头掐灭，扔进垃圾袋里。“走了。吃饭。”
晚餐是奶油鸡肉烩饭，配烤甜椒和腌鳀鱼，还有一小盒苹果肉桂馅饼。他坐在帐篷里，端着饭盒，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吃。饭烩得很软，奶油味很浓，鸡肉切成丁，藏在米饭里，偶尔挖到一块，嚼起来很香。他吃了一半，停下来，把那小瓶红酒拿出来，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大口。酒在嘴里转了一圈，咽下去。他继续吃。穆勒坐在他对面，吃着羊肉炖扁豆，配黄油烤馕。他把馕撕成小块，蘸着汤汁吃，吃得很香，嘴角沾着黄色的酱汁，用舌头舔了一下。
“明天吃什么？”穆勒问。
克劳斯想了想。“忘了。不记得了。”
“你还记得今天吃了什么吗？”
“不记得了。”
“那你记得昨天吃了什么吗？”
克劳斯停下勺子，看着饭盒里剩下的半盒饭，看了很久。“不记得了。吃了就忘了。忘了就不用想了。不想了就不会馋。不馋就不会难受。不难受就能睡着。睡着了就能忘更多。忘到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就轻松了。”
穆勒看着他。他低下头继续吃。吃完把饭盒摞在一起，放在一边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包苹果肉桂馅饼，撕开，咬了一口。甜的，有点腻。他吃了一半，塞给穆勒。穆勒接过，三口两口就吃完了。他把渣子舔干净，喝了口水。“谢谢。”
“不用。”
克劳斯站起来，走出帐篷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只有风。风从西边吹过来，带着铁锈和腐烂的气味，很呛。他戴上防毒面具，滤毒罐把空气过滤了一遍，吸进去的不再是铁锈和腐烂，是塑料和橡胶的味道。不好闻，但不会死。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远处那道光柱。光柱很弱，很淡，但它不会灭。它在那里，等人来看，等人来守，等人来替它死。他不想替它死。他想活着。活着回家。回家看老婆，看孩子。老婆跑了，孩子也没了。他活着，回去见谁？见那间空房子。那间他们一起住了三年、墙上还有她贴的窗花、窗花褪了色、边角卷起来、还粘在那里的空房子。他不敢回去。回去了就会想起她。想起了就会哭。哭了就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，就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，就死了。死了，就没人记得她了。他不想让她被忘记。所以他活着。活在她会忘记他的地方。她忘了，他记得。他记得就够了。
他站了很久，久到腿麻了，久到风停了，久到远处的光柱暗了一下又亮了。他转身，走回帐篷。穆勒已经躺在睡袋里了，睁着眼睛，看着帐篷顶。
“睡不着？”克劳斯问。
“嗯。想家。”
克劳斯躺下来，把睡袋拉到胸口，闭上眼睛。
“克劳斯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信神吗？”
克劳斯想了想。“不信。神不保佑穷人。穷人的神是钱。钱在哪儿，命就在哪儿。命在哪儿，神就在哪儿。”
穆勒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。“我信。不是信有神，是信有个人在上面看着我。等我回去。我不回去，她就不睡。她不睡，就会生病。生病了，就没人照顾。没人照顾，她就只能自己扛。扛不住了，就走了。走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轻。“我不想见不到她。”
克劳斯没有说话。他睁开眼睛，看着帐篷顶。帐篷顶是橄榄绿的，内侧凝结着一层细密的水珠。他盯着其中一滴，看它从中央缓缓滑向边缘，像一个人走了一辈子的路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啪嗒一声，砸在他的脸上。冰凉。他没有擦。
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