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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雪落在沈河市的时候，没有声音。不是那种温柔的、能让人站在窗前感叹“真美啊”的雪，是北境特有的、干得像面粉的雪，从灰白色的天上无穷无尽地筛下来，不飘，不旋，直直地坠落。落在屋顶上，落在电线上，落在那些歪斜的垃圾桶盖上，落在那些已经分不清是垃圾还是积雪的黑色堆垛上。天亮之前停了一会儿，天亮了又下起来。风不大，但很硬。刮在脸上不像是风，像是有人在用钝刀子一下一下地拉，不深，不狠，但每一刀都让你记住——你活着，你在疼，你还没死。

    街上没有人。不是时间太早，是不敢出来。出来也买不到东西，买到了也吃不起，吃起了也活不长。这是他们自己说的。他们蹲在墙角，缩着脖子，把手插在袖子里，嘴里叼着没有点燃的烟，烟嘴被口水浸湿了，软塌塌的，贴着下嘴唇。他们不说过年，说“过关”。年是一关，过了这一关，还有下一关。关关难过，关关得过。过不去，就死。死了，就埋在雪里。雪化了，尸体露出来，没有人收。没有人收，就被野狗啃。啃完了，骨头散了一地，和垃圾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骨头，哪是垃圾，哪是冻硬的泥。

    沈河市是老工业基地。帝国时代建的，黑金时代扩的，共和国时代改的。改来改去，改到什么都没了。工厂关了，机器卖了，工人散了。厂区变成了废墟，废墟变成了垃圾场，垃圾场变成了坟场。没有人来收尸，没有人来烧纸，没有人来添土。只有风，只有雪，只有那些从远处传来的、隐隐约约的、像哭一样的风声。那风声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，是从那些死在矿井里、死在流水线上、死在出租屋里的人嘴里发出来的。他们在底下喊了多久了？三年？五年？十年？没有人知道。喊到嗓子哑了，喊到喉咙破了，喊到再也喊不动了。喊不动了，就不喊了。不喊了，就安静了。安静了，就死了。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

    城北棚户区。说是棚户区，其实是一片废墟。房子是几十年前盖的，砖是红的，瓦是灰的，墙是歪的，屋顶是漏的。有的塌了半边，用塑料布和木板挡着，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，木板钉得歪歪扭扭。有的只剩地基，上面长满了枯草，枯草上落着雪，雪。坑里积着黑水，水面结了冰，冰面上落满了雪。没有人来清理，也没有人来管。管不过来，也不想管。管了，就得花钱。花钱，就得从别处省。从别处省，就得让别处的人难受。别处的人已经够难受了，不能再让他们更难受了。所以他们不管。不管，就不难受。不难受，就能睡。睡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不疼了。

    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里，亮着一盏灯。灯是白炽灯，瓦数很小，钨丝烧红了，发着昏黄的光，光落在灶台上，落在锅沿上，落在那个蹲在灶台旁边的男人身上。他的手指冻得发紫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，手背上全是皲裂的口子，有的已经结痂，有的还在往外渗血水。渗出来的血水是暗红色的，很稠，在裂口边缘凝成一小颗一小颗的珠子，被冷风一吹就干了。他搅着锅里的水，一下一下，很慢，像是在搅动这间屋子里仅剩的一点热气。水开了，饺子浮上来，他用漏勺捞出来，装进一个大碗里。碗是白的，边沿有一个缺口，热气从缺口里冒出来，把他的脸熏得潮湿。

    他端着碗走到床边。床是铁的，很窄，翻身的时候会吱呀吱呀地响，那声音像是有人在叹气，又像是在哭。床上的女人没有动。她的呼吸很轻，轻到他蹲下来把脸凑到她嘴边才能感觉到那一点热气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垂着，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是已经死了。他不敢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怕探不到。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片刻，又缩回去了。他喊了一声，声音很轻，怕吵醒她，又怕她真的再也醒不过来。

    “饺子好了。”

    她的眼皮动了一下。又动了一下。然后她慢慢地睁开眼睛。那双眼睛灰蒙蒙的，没有光，像是蒙了一层灰，又像是那层灰底下的火已经灭了，只剩下一小堆温热的、随时会熄灭的灰烬。她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像是在辨认他是谁。灰白色的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，落在她脸上，把她的脸照成半透明的，能看见底下青紫色的血管。然后她认出来了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，那一下很轻，轻到几乎看不出来，但肌肉确实动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你买的肉？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哪来的钱？”

    他没有回答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腰那道新疤还没有拆线，伤口还在疼，不是那种尖锐的疼，是钝的，像是有人把一块烧红的铁按在腰上，按了很久，拿开了，但那块铁还在皮肤底下烫，还在骨头缝里烧，还在肌肉里钻。他不能坐太久，不能弯腰，不能咳嗽。咳嗽的时候，会疼得眼前发黑，会出一身冷汗，会感觉有什么东西从伤口里往外挤。他没有告诉她。她已经够疼的了。她的疼和他的不一样。她的疼在心里。在心里疼了那么多年，已经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疼的了。也许是从她父亲第一次打她母亲的那天晚上，也许是从她母亲死的那天下午，也许是从她发现自己怎么也怀不上孩子的那天黄昏，也许是从她发现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他的那天深夜。不知道了。疼了太久，就不记得是从哪里开始疼的了。只知道疼，一直疼，疼到不想活了。

    她坐起来，靠在床头上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像是每一寸肌肉都在跟她作对，像是每一次移动都要从骨头缝里挤出最后一点力气。她把头发拢到耳后，露出那张瘦削的脸。颧骨高耸，像两座很小的坟，坟底下埋着的是她这些年吃过的苦。眼窝深陷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挖空了，只剩两个黑洞洞的窟窿。嘴唇干裂，起了一层白皮，说话的时候白皮会翘起来，碰到另一边的嘴唇，黏住，再撕裂，渗出一点血。血是红的，很淡，很快就被舌头舔掉了。她的眼睛里全是血丝，不是因为哭，是因为失眠。她也失眠，和他一样。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，背对着背，各自睁着眼，看着各自那面的墙。墙是灰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但他们能看一整夜，看着那面什么也没有的墙，听着彼此的呼吸，听着墙外的风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。狗叫一声，停一会儿，再叫一声。那声音在空旷的夜里传得很远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摸索，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    “你卖了什么？”她问。声音很平，像是在问今天星期几。

    “肾。”

    “卖了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“三万。”

    “你疯了。”

    “没疯。疯了就不会疼了。疼就是没疯。”他把碗往她那边推了推。“吃吧。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

    她接过碗，捧在手心里。碗是热的，她的手是凉的，那种凉不是冬天的凉，是那种从身体里面往外渗的、怎么捂也捂不热的凉。她把碗转了一下，让热气熏着掌心，掌心的皮肤被热气蒸得发红，红的地方和那些冻疮的紫青色搅在一起，像是一块被打翻的调色板。她低头看着碗里的饺子，一个个白白胖胖，挤在一起，冒着热气。白菜猪肉的香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，混着煤灰的气味，混着潮湿发霉的棉被的气味，混着碘伏和药膏的甜腥味，混着伤口溃烂的腐败气息。她用筷子夹起一个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咬了一口。烫的。她张开嘴哈了一口气，白雾从嘴里冒出来，散开。她闭上嘴，嚼了几下，咽下去。她能感觉到那口饺子从喉咙滑进食道，从食道滑进胃里，沉甸甸地落在胃底，像一块很小很小的石头。

    他看着她吃。她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，每一口都嚼很久，像是在数数，又像是在确认自己还活着。她也给他夹了一个，递到他嘴边。他张嘴接住，嚼了几下，咽下去。白菜猪肉的，盐放多了，咸得发苦。但他没有说。她也没有说。他们吃了很久，吃完了大半碗。她把碗放下，看着他。他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饺子好吃吗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“好吃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馅的？”

    “白菜猪肉。”

    “你放的盐多了。”

    “下次少放。”

    她笑了一下。不是大声笑，是很轻的笑，像风吹过水面，起了一圈很小的涟漪，涟漪荡开，散了，水面又恢复了平静。她低下头，看着碗里剩下的饺子，看了很久。那几个饺子挤在一起，有的破了皮，白菜猪肉的馅露了出来，浸在汤里，发着油亮的光。

    “还有下次吗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他没有回答。他端起碗，把碗里的汤喝完了。汤是咸的，有一点油腥，从喉咙滑下去，经过食道，落在胃里，和刚才那几个饺子挤在一起。他舔了舔嘴唇，把碗放下。他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小，很凉，骨节突出，指甲剪得很短。他把她的手包在掌心里，捂了一会儿，感觉她的手指稍微暖了一点点，只是稍微，像是一块冰被放在温水里泡了一下，表面化了一层水，里面还是硬的。然后她把手抽回去了。

    “有下次。”他说。“明年今天，我们还坐在这里，吃饺子。白菜猪肉馅的，盐少放。”他停了。“我们活着。活着，就有下次。死了，就没了。没了，就白活了。不能白活。所以不能死。不能死，就得活。活了，就得吃饭。吃饭，就得花钱。花钱，就得赚钱。赚钱，就得卖。卖了，就活。活了，就接着卖。卖到卖不动为止。卖不动了，就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能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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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没有说话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灶台边。她的腿软了，晃了一下，扶住灶台，站了一会儿，等那阵晕眩过去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纸包是白色的，折得很整齐，折痕很深，像是被反复打开过很多次，又反复折上。她打开纸包，里面是一包白色的粉末。粉末很细，很匀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，像是刚从磨盘里磨出来的面粉，又像是碾碎了的盐。她把粉末倒进锅里，用锅铲搅了搅，搅匀了。白色的粉末融化了，看不见了，和饺子汤混在一起，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他看见了，没有问。她也没有说。他们都知道那是什么。不需要问，也不需要说。说了，就承认了。承认了，就回不了头了。不承认，还能骗自己。骗自己说，这不是农药，是调料。调料放多了，会苦。苦了，就不好吃了。不好吃了，就不想吃了。不想吃了，就不饿了。不饿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不疼了。

    她把饺子汤盛出来，装在两个碗里，端过来。一碗给他，一碗给自己。她的手在抖，碗里的汤晃着，差一点洒出来。他接过去，低头看着碗里的汤。汤是白的，上面飘着几朵油花，和普通的饺子汤没有什么区别。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苦的。不是白菜的苦，不是盐的苦，是另一种苦，是那种从喉咙一直苦到胃里、再从胃里泛到舌根、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苦。那苦味像一根很细很细的针，从舌尖扎进去，顺着舌根往下走，走到喉咙，走到食道，走到胃里，然后在胃里炸开，变成无数根更细的针，扎进胃壁，扎进肠壁，扎进血管，扎进骨头。他没有皱眉，把那一口咽下去了。她也喝了一口，咽下去了。她的喉咙动了一下，很慢，像是一条蛇在吞一只很大的老鼠，鼓了一个包，然后那包慢慢往下滑，滑到锁骨中间，消失了。

    他们坐着，看着对方。灯在头顶晃了一下，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电压不稳。光在他们脸上晃，明一下，暗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，想抓住什么，又抓不住。那东西没有形状，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但它在那里，在他们之间，在碗筷之间，在灶台和床之间，在那道从灯座爬到墙角的裂纹之间。它看着他们。他们也看着它。

    “你恨我吗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“不恨。”

    “你恨你自己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恨。”

    “你恨这个世界吗？”

    他看着她。她的眼睛很亮，亮得不像一个快要死的人。那亮光不是从外面照进去的，是从里面烧出来的，是那种烧过了头的炭火，快要灭了反而更亮的那种光。他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恨。”他说。“恨这个世界。恨这个世界让我们活不下去，让我们卖肾，让我们卖身，让我们连死都死不起。恨那些让我们卖肾的人，恨那些让我们卖身的人，恨那些让我们连死都死不起的人。恨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死。不能让他们死，就只能让自己死。自己死了，就不用恨了。不恨了，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，就能睡了。睡了，就不会醒了。不醒了，就不用再看见这个世界了。不用看见那些让我们活不下去的人，不用看见那些让我们卖肾卖身的人，不用看见那些让我们连死都死不起的人。不用看见他们笑，不用看见他们数钱，不用看见他们换新车、换新房、换新人。不用看见了。看不见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不疼了。”

    她把碗里的汤喝完了，把碗放在桌上。碗底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沉淀，是那包粉末没有完全溶解留下的，粘在瓷面上，刮都刮不掉。她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躺下。他也躺下，躺在她旁边。他们没有脱衣服，和衣而卧。他们并排躺着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灰的，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地爬到墙角。那裂纹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墙上划的，又像是墙壁自己裂开的，裂了很久了，从他们搬进来那天就在，也许更久。他看了很久，她也看了很久。他看着那道裂纹，从灯座到墙角，从墙角到灯座，像是一条干涸了很久的河，河里没有水，河床是干的，裂了，一块一块的，像是龟裂的土地。他看着那些龟裂的纹路，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干旱的时候，田地就是这样裂的，裂得很深，能伸进去一根手指。他父亲蹲在田埂上，手里攥着一把干土，土从指缝漏下去，被风吹散了。父亲不说话，只是蹲着。他蹲在旁边，也不说话。他们蹲了一下午，天黑了，站起来，走回家。母亲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煮着野菜粥，粥很稀，能照见人影。他喝了三碗，还是饿。后来父亲死了，死在那块地里。不是饿死的，是累死的。干了一辈子活，没享过一天福。死的时候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天。天很蓝，没有云。他帮父亲合上眼睛，合了三次，合不上。后来不管了。睁着就睁着吧。睁着，还能看看天。他死了快三十年了。天还是那片天。地还是那片地。人也还是那些人。穷的穷，富的富，死的死，活的活。

    她侧过身，面对着他。动作很慢，像是每一次翻身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，握得很紧，指甲陷进他的皮肉里，他没有躲，也没有觉得疼。她的手凉，他的手也凉。凉和凉握在一起，不会变热，只会一起变凉。但他没有松开，她也没有。

    “你说，人死了，会去哪里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也许去天上，也许去地下，也许哪儿也不去。就是没了。没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用吃饭，不用喝水，不用睡觉，不用做梦。不疼了，不饿了，不冷了。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不用想明天吃什么，不用想下个月的房租，不用想伤口什么时候能好，不用想什么时候会死。不用想了。什么都不用想了。想了也没用。想了也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轻松了。轻松了，就能走了。走了，就不用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她笑了一下。没有出声，只是嘴角动了一下。那一下很短，短到像是肌肉的痉挛，但他看见了。她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她的脸很凉，她的掌心也很凉。他感觉到她脸上的骨头，颧骨高高的，硌着他的手。他想起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脸上有肉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她的酒窝很深，能装下一颗花生米。他喜欢用手指戳她的酒窝，她就会笑，笑得很大声，露出两颗虎牙。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，不知道什么叫苦，什么叫穷，什么叫活不下去。后来知道了。知道了以后，酒窝就没了。笑也没了。不笑了，也不闹了。两个人坐在一起，不说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什么呢？说今天又没找到活？说房东又来催房租了？说她的药又涨价了？说他的伤口又化脓了？说隔壁老李死了，死在出租屋里，死了三天才被发现？不说了。说了也没用。没用就不说了。不说了就安静了。安静了就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心跳还在，就是还活着。还活着，就得继续。继续，就不能停。

    她闭上眼睛。他也闭上了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灶台下的火还在烧，火苗舔着锅底，发出很轻的呼呼声。只有窗外的雪还在落，雪落在屋顶上，沙沙的，像是无数只蚕在啃桑叶。只有他们的呼吸和心跳。呼吸越来越轻，越来越慢。心跳也越来越轻，越来越慢。然后停了。那声很轻的笑，是从他们嘴角滑落的。滑落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像是秋天最后一片叶子从树枝上脱落，在空气中悬了一瞬，然后缓缓地、缓缓地往下坠。没有风，没有声音，只有坠落本身。

    隔壁的女人听见了那声笑。她住在他们隔壁，也是棚户区的老住户。她的男人死在矿上，瓦斯爆炸，埋了三天才挖出来，脸都认不出来了，只能凭衣服认。工作服上有编号，编号是对的。人是不是对的，不知道。她领了抚恤金，三万块，够花一阵子。花完了，就去矿上找，找了好几次，没人理。后来不找了。找也没用。孩子走丢了，走丢的那天穿着一件蓝色的棉袄，棉袄上绣着一只老虎，老虎绣得很像，是她在集市上买的，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。她找了很多年，找遍了附近的城市、乡镇、村庄，问过无数的人，贴过无数的寻人启事，接过无数的诈骗电话。没有找到。她一个人过了十几年。她睡不着。她也总失眠。她躺在那张吱呀吱呀的床上，听着隔壁的动静。听见他们在说话，说饺子，说白菜猪肉馅，说盐放多了，说下次少放。听见他们在笑。那笑声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然后她听见他们安静了。安静得很快，不像是睡着了。她以为他们睡了。她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蒙在头上。被子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，像是很久没有晒过了。她闭着眼睛，没有睡着。她听着自己的心跳，听着窗外的风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。狗叫一声，停一会儿，再叫一声。那声音在空旷的夜里传得很远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摸索，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    天亮的时候，她去敲门。没人应。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她推了一下，门没锁，开了。门轴锈了，发出很响的吱呀声，像是有人在惨叫。她走进去，看见他们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脸对着脸，手握着手。他们的嘴角还挂着笑。很轻的笑，像是被冻住了，凝固在嘴角，怎么也融化不了。他们已经凉了。不是冷，是凉。冷是活的，凉是死的。她伸手摸了摸那个女人的脸，像是摸一块放在冰箱里很久的猪肉，硬邦邦的，没有一点弹性。桌子上放着一个农药瓶，空的，瓶盖拧在一边，瓶口还有一滴残留的液体，淡黄色的，黏稠的，像是蜂蜜。

    她没有哭出声。她跪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她哭了很久，久到眼泪流干了，久到嗓子哑了，久到嘴唇上的皮都被牙齿咬破了，血渗出来，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咸的，腥的。她站起来，把被子给他们盖好，把他们的手放好，把他们的眼睛合上。她走到灶台边，把那半锅饺子汤倒掉。汤已经凉了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，油膜上凝固着白色的油脂。她把锅刷干净，用一块旧抹布擦干，放回原处。她走出门，把门带上。门关上的时候，门轴又响了。吱呀——像是一声叹息。她没有回头。她走了之后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    消息从沈河市传到省里，从省里传到圣辉城，从圣辉城传到雷诺伊尔的手上。他站在窗前，手里握着那份急报。纸是白的，字是黑的，数字是红的。他看了很久。他的手指在抖，不是怕，是愤怒。那种愤怒不是从心里烧起来的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，从骨髓里渗出来，渗进血液，渗进肌肉，渗进每一根神经末梢，是那种想停也停不下来、想压也压不住的愤怒。它不烧，它腐蚀。它从里面往外腐蚀，像酸，像碱，像那些在旧帝国实验室里被用来溶解尸体的液体。它不在皮肤上留下痕迹，但它把骨头泡软了，把血管泡脆了，把心脏泡成一个千疮百孔的筛子。他把急报放在桌上，转身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冷风灌进来，扑在他脸上，像钝刀子割肉，一刀一刀，不紧不慢。他没有躲。他站在那里，让风吹着，让风割着。他需要疼。疼了才能记住。记住了才能做。做了才能还。

    他想起那些在东北死去的人。那些饿死的，被杀的，卖肾的，卖身的，卖血的，卖器官的，卖孩子的，卖老婆的，卖自己的人。他们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。一群人不是数字，是命。每一条命都是一个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声没有喊出来的疼。那些疼，没有人在乎。没有人在乎他们活着，没有人在乎他们死了，没有人在乎他们有没有人收尸，有没有人烧纸，有没有人记得。他要在乎。他不在乎，就没有人在乎了。没有人在乎，他们就白死了。不能让他们白死。他们死了，他还活着。他活着，就要替他们讨个公道。讨不到，就要替他们骂。骂不到，就要替他们打。打不到，就要替他们死。死在他们前面，死在他们旁边，死在他们怀里。他不能让他们白死。

    五大家族的反应，是在下午陆续传来的。张本煜看完急报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，一下，一下，很有节奏。指节敲在木头上，发出很闷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打鼓。他敲了很久，久到秘书以为他睡着了。他停下来，拿起电话。

    “拨钱。不要留名。不要让人知道。知道是谁帮的，他们就会等。等了，就不想自己活了。不自己活，就永远活不好。”

    洪知武吹完那支短笛，把笛子放回怀里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山，是雾，是云。雾很厚，看不见山脚，看不见树，看不见路。他看着那片雾，看了很久。他想起那些人。他们不是他认识的人，不是洪家的人，不是他需要负责的人。但他觉得难受。不是心疼，是心堵。堵得慌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堵。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该死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可以不死，也许是因为他们死了也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，就没人记得。没人记得，就白死了。

    王奕算完那笔账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想起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和他一样有手有脚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的人。他们也会痛，也会饿，也会冷，也会怕。怕了，就会跑。跑了，就会被抓。被抓了，就会被打。被打，就会疼。疼了，就会叫。叫了，就会死。死了，就白死了。不能让他们白死。他不能让所有活着的人都好好活，但他能让一部分人活。能活一个是一个。活一个，少死一个。少死一个，就少一分罪过。他罪过太多，还不完。还不完，就欠着。欠着，就得还。还到还完为止。

    陈培元把刀从刀鞘里拔出来，看着刀刃。刀刃很薄，很亮，映着他的脸。那张脸很红，不是晒的，是气的。他把刀插回去，转身走回训练场。

    “所有人准备。明天去东北。不是去打仗，是去救人。救不了，就帮他们活。帮不了，就陪他们死。死不了，就活着。活着，就有希望。有希望，就不想死了。不想死了，就能好好活了。”

    阮洪喆把女儿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，站在走廊里。他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。他想起那些和他一样有女儿的人。他们的女儿也在等，等着爸爸回家。爸爸没有回去，不是不想回去，是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见不到了，就不等了。不等了，就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，就能好好活了。好好活着，就不用再怕了。不怕了，就能笑了。

    五大家族所在的五个城市，没有发生恶性事件。不是没有问题，是问题被压下去了。他们把那些活不下去的人找了回来，给他们饭吃，给他们衣穿，给他们活干。他们活下去了，就不会死了。不死了，就不用卖肾卖身了。不卖了，就能好好活了。好好活着，就不用再怕了。不怕了，就能笑了。笑了，就不哭了。

    章知好是在办公室里接到消息的。她正在看文件，电话响了。她接起来，听了片刻，脸色变了。她把电话放下，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她的手指在抖，不是怕，是冷。她想起那个给她一百万的人。他的工人有一千二百个，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。他想要那笔钱，不是给工人，是给自己。她给了他。他用那笔钱做了什么？也许买了房，也许买了车，也许买了包，也许买了女人，也许买了命。买了命，也许就活了。活了，也许就不会死了。死了，也许就白死了。她不知道。她不敢想。想了，就会疼。疼了，就会哭。哭了，就会停。停了，就走不动了。她把抽屉打开，拿出那个黑色的小本子，翻开，看着那张存折。一百万元。不是她的，是那些工人的。那些工人也在等，等着钱，等着饭，等着活。他们没有等到，不是国家不给，是被她截了。她截了他们的命，截了他们的活路，截了他们的希望。她是一个贼，一个偷命的人。她偷了他们的命。他们还活着，也许已经死了。她还不清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风吹过来，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。她伸出手，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。圈是圆的，闭合的地方没有歪。她看了一会儿，把手收回来。她想哭，哭不出来。想喊，喊不出来。想跑，跑不了。她只能站着。站着等。等被抓。等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