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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辉城政务院,新历18年1月3日,晚上九时。窗外的天早就黑了。不是那种慢慢暗下来的黑,是忽然黑的,像有人在天上盖了一口锅。没有星星,没有月亮,只有一片很深很深的黑,深到看不见对面楼的轮廓,深到路灯的光被吞进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黄点,深到整座城市像沉到了海底。风从北边吹过来,不是一阵一阵的,是持续的,像一个人蹲在墙角哭,哭了一整天,嗓子哑了,哭不出声了,还在抽噎。风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,那响声不像是风在敲,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,敲了很久,没有人应,还在敲。
章知好坐在办公室里。灯开着,是日光灯,两根灯管,一根已经烧黑了头,另一根在闪,闪一下,暗一下,闪一下,又亮起来。那光白得发青,照在桌上,照在文件上,照在她脸上,把她的脸照成青白色的。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,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,领口勒着喉咙,勒得她有点喘不过气。她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,又觉得冷,又系上了。她的手放在桌面上,手指微微蜷着,指甲剪得很短,指甲缝里嵌着黑泥,洗不掉。不是洗不掉,是不想洗。洗了,就没有了。没有了,就忘了。忘了,就心安了。心安了,就能睡了。她不想心安,也不配心安。
桌上的文件堆得很高。最上面那份是东川省失业补贴发放情况的汇总报告,封面上印着红头,盖着公章,公章是圆的,红印油还没干透,在灯光下泛着光。她翻开它,已经翻过很多遍了。数字都对,每一笔都对。七万三千人,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,总额八亿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。她算了很多遍,用计算器按,用手工加,用心算过。没有错。数字不会错。错的是她。她把文件合上,推到一边。她的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,又收回来。
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黑色的小本子。本子是皮的,很厚,边角磨圆了,锁扣是铜的,发暗,不是氧化,是摸的次数太多了,汗渍把铜色磨掉了,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属。她打开锁扣,翻开本子。里面夹着一张存折。存折是新的,边角很整齐,没有折痕,没有污渍,连指纹都没有。她在银行拿到它的时候,用袖子擦了擦,怕上面留下什么不该留下的东西。存折上印着她的名字,章知好。存入金额:一百万元。存入日期:新历17年12月10日。存入行:圣辉城商业银行东城支行。那些字是打印的,宋体,黑色,整齐划一,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但它有情绪。它压在她心上,像一块石头,不大,但很沉,沉到她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她看着那张存折,看了很久。她不看数字,她看那些字。章,知,好。三个字。她父母给她起的。知书达理的知,好。好什么?不知道。也许是好女儿,也许是好学生,也许是好干部。她现在还是好干部吗?不是了。从她把这张存折放进本子的那一刻起,她就不再是好干部了。她是一个贼。一个偷了工人血汗钱的贼。一个帮黑心老板截留国家补贴的贼。一个坐在办公室批文件、开会、签字、拿工资、领奖状的贼。她的奖状还在墙上,玻璃框里,写着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先进工作者”“青年标兵”。那些字还在笑。她不敢看它们。她把本子锁进抽屉,钥匙拔下来,握在手心里。钥匙是铜的,很小,很凉,硌着掌心。
她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是她呼出来的气。她伸手擦了一下,擦出一小片透明的区域,露出外面的夜色。什么也看不见。天黑透了,连路灯的光都被雾吞掉了。她把手按在玻璃上,玻璃是凉的,她的手也是凉的。她按了一会儿,然后慢慢画了一个圈。圈是圆的,闭合的地方没有歪。她看着那个圈,看了一会儿,把手收回来。圈还在,水汽重新凝上来,慢慢模糊了边缘,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。
她想起那个给她存折的人。他姓钱,叫钱多多。不是本名,是外号。本名叫钱德厚,五十多岁,头发梳得油亮,肚子很大,走路的时候先迈左脚,然后右脚跟上去,像一只企鹅。他是东川省的一个企业主,做纺织生意的。他的厂子叫“德厚纺织厂”,名字用的是他的本名。他喜欢别人叫他钱总,不喜欢别人叫他钱多多。但这个外号太响亮了,叫的人太多,他拦不住,后来也不拦了。他的厂子效益不好,欠了一屁股债。不是一屁股,是很多屁股。工人工资欠了半年,供应商货款欠了一年,银行的贷款还不上,利息滚利息,滚成了一座小山。他每天被人追债,有打电话的,有上门堵的,有写大字报贴在厂门口的。他不怕。他有办法。他的办法就是等。等国家出政策。等国家发钱。等国家救他。
他等到了。国家出了政策,失业补贴,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。他的厂子有一千二百个工人。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,总额是一千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二百元。他想要这笔钱。不是给工人,是给自己。工人走了,厂子就彻底完了。厂子完了,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房子、车、存款,都被银行封了。他老婆跟人跑了,孩子也不认他了。他不想什么都没有。他想要那笔钱。他找到了章知好。
他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她的。不是特意找的,是朋友介绍。朋友说,这是章处长,财政部的,年轻有为。他说,章处长好。她点了点头,没有笑。他敬了她一杯酒,她喝了,面无表情。他没有放弃。他又敬了她一杯,她又喝了,还是没有表情。他知道,这种人不好对付。不好对付才值得对付。容易对付的人,给钱就行了。不容易对付的人,要给更多的钱。他给了她一百万。一百万,不是小数目。他借的,从高利贷那里借的。利息很高,月息五分。他不在乎。只要拿到那笔补贴,什么债都能还上。她收了。她把钱存进了银行,等着。等风头过了,把钱取出来,买房,买车,买包,买衣服,买那些她想要很久但一直买不起的东西。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她不敢想。想了,就会停。停了,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,就后悔了。后悔了,就晚了。晚了,就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,就只能一直走。走到头,走到死。
她走回桌前,坐下。她拿起电话,手指在拨号盘上停了一下。她的手指在抖,不是冷,是另一种东西。是那种从心里往外渗的、控制不住的、想停也停不下来的东西。她把手指放在拨号盘上,第一个数字是国际长途的区号,四个数字。她拨了第一个,手指抬起来。她拨了第二个。第三个。第四个。她的动作很慢,像是每个数字都有重量,按下去要花很大的力气。拨完了,把话筒放在耳边,等着。
嘟。嘟。嘟。一声,两声,三声。每一声都像敲在她心上。她等着。电话那头接了。
“喂,妈妈?”声音很年轻,很清脆,像冬天踩断一根枯枝。是章涵意。她的女儿。今年十九岁,在欧罗巴联盟的一所大学读书。学的是艺术史,不是她选的,是她自己选的。她说她喜欢画,喜欢雕塑,喜欢那些不会说话但能让人看懂的东西。章知好不懂,但她没有反对。她让她去了,给她交了学费,给她寄了生活费。钱不是她的,是国家的。是国家给她的工资,是她应得的。她每一分都记得,每一笔都记在账上。她没有用那笔赃款。她用工资养女儿,给女儿交学费,给女儿寄生活费。她花得心安理得。那笔钱,不是赃款。她每次这样告诉自己,心就会安宁一会儿。只是一会儿。然后又会疼。疼了,再告诉自己一遍。一遍一遍,像念经。
“涵意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很柔,像怕把什么东西惊醒。她的嘴唇在动,但声音不大。她的手握着话筒,握得很紧,指节泛白。她的指甲掐进手掌里,掐出四道月牙形的印子。
“妈妈,你怎么这个时间打电话?国内现在应该是晚上吧?你还没下班?”章涵意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惊讶,一点担心,一点撒娇。她在那边应该是刚洗完澡,头发还没干,水珠滴在手机屏幕上,她擦了一下,屏幕又花了。她的房间里开着暖气,很暖和,她穿着一件很薄的睡衣,脚上穿着一双毛绒拖鞋,拖鞋上绣着一只兔子。她的桌上放着一杯热可可,可可已经凉了,她忘了喝。她的电脑开着,屏幕上是一个还没写完的论文,题目是《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与世俗权力的博弈》。她写了两千字,写不下去了。她在这时候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
“没下班。还在办公室。”
“你又加班!你总是加班!你都不睡觉的吗?你看你都瘦了,上次视频的时候你脸上都有皱纹了。你要多休息,多吃点好吃的,别老吃食堂。食堂的菜不好吃,又咸又油,对身体不好。”章涵意一口气说了很多,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。她的声音里有关心,有责怪,有撒娇,有心疼。她说了这么多,其实只想说一句话——妈妈,我想你了。但她没有说出来。她不好意思说。她十九岁了,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孩子才说“我想你”。大人不这样说。大人说“你瘦了”,“你要多休息”,“你脸上有皱纹了”。她说这些,每一句都是“我想你”。
章知好听着,没有打断。她舍不得打断。这个声音,是她在这世上唯一还牵挂的东西。她丈夫不知道她的事,她父母不知道她的事,她朋友不知道她的事。没有人知道。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一个人扛着,扛得很累。但她不能放下,也不敢放下。放下了,就没了。没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
“涵意,你听妈妈说。”
“嗯,你说。”
“你过几天要回国?”
“对呀,我票都买好了。一月十号的飞机,十二号到。我想给你个惊喜,没想到你提前打电话来了。”章涵意笑了,笑得很开心。“妈妈,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红烧肉了。你到时候给我做,好不好?我想你想得不行。”
章知好的喉咙堵了一下。她咽了一下,把那口气咽下去。那口气很硬,像一块石头,卡在喉咙里,上不去,下不来。她咽了一次,没下去。又咽了一次,还是没下去。她用指甲掐了一下虎口,疼了一下,那口气下去了。
“涵意,别回家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安静了很久。久到章知好以为电话断了。她看了一眼话筒,指示灯还亮着。她在等。“……什么?”
“别回家。这几天,那些地民犯的事有点多。东北那边出了很多事,死了很多人。中央震怒了,派了巡查组下去。到处都在查,到处都在抓人。你回来,不安全。”
这些话是她临时编的。东北确实出了事,死了很多人,中央确实震怒了,派了巡查组。这些都是真的。但她不让女儿回家的原因,不是这些。是她自己。她怕女儿回来,看见她被抓走。她怕女儿回来,看见她戴着手铐,被人押着,从办公室走出来,从家里走出来,从任何地方走出来。她怕女儿哭。她怕女儿问她为什么。她怕自己说不出口。她说不出口。她说不出口——妈妈拿了别人的钱,拿了那些工人的钱,拿了那些等着钱吃饭、等着钱买药、等着钱活命的人的钱。她说不出
口。她一辈子都说不出口。
章涵意沉默了片刻。她的沉默很短,但章知好觉得很长。长到她能听见电话那头女儿的心跳,能听见女儿在思考,在犹豫,在担心。“妈妈,到底怎么了?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你的声音不对。”
“没有。妈妈没事。妈妈就是想你。想你,怕你回来不安全。你听妈妈的话,这几天过了你再回家。等风头过去了,妈妈去机场接你。”
“风头?什么风头?妈妈,你在说什么?我听不懂。”章涵意的声音变了,不是刚才那种叽叽喳喳的活泼,是那种隐隐的、不安的、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的紧张。她坐直了身体,把电脑合上,把热可可推到一边。“妈妈,你是不是在哭?”
章知好没有哭。她的眼睛是干的,没有泪。但她的喉咙堵得厉害,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,咽不下去,也吐不出来。她的鼻子酸了,眼眶发热,但没有眼泪。眼泪已经流干了。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,在那些她一个人坐在黑暗中、瞪着天花板、数着自己的心跳的夜里,她已经把眼泪流干了。她以为自己不会再哭了。现在她才知道,哭不一定要流泪。哭也可以喉咙堵,鼻子酸,眼眶热,但没有一滴眼泪。
“没有。妈妈没哭。妈妈就是有点累。这些天事情太多了,加班加得太晚了。你不用担心妈妈,妈妈好好的。”
“那你答应我,不许骗我。”
“不骗你。”
“那你发个誓。”
“发誓?”
“嗯。发誓你没有骗我。如果你骗我,你就……”章涵意停了一下。她在想一个足够狠的誓言。她想到了。“你就……你就再也吃不到我做的菜。”
章知好笑了。不是大声笑,是很轻的笑,像风吹过水面。她知道女儿不会做菜。她做的菜很难吃。上次她回家,给章知好做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,鸡蛋炒糊了,西红柿还是生的。章知好吃了,说好吃。女儿不信,自己尝了一口,吐了。她说,妈妈你骗人。章知好说,没有骗人,你做的我都爱吃。女儿哭了。她是笑着哭的。
“好。妈妈发誓。如果妈妈骗你,就再也吃不到你做的菜。”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章涵意也笑了。她的笑声里有放心,有得意,有一点点撒娇。她不知道这个誓言对章知好来说,意味着什么。章知好知道。她可能再也吃不到女儿做的菜了。不是女儿不做了,是她吃不到了。她可能在监狱里,可能在刑场上,可能在另一个世界。她不知道。她不敢想。
“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回家?”
“等妈妈打电话给你。妈妈说可以回了,你就回。妈妈不说,你就不要回。你听妈妈的话,妈妈不会害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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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知道了。那我等你电话。你快点打,别让我等太久。等久了,我就老了。老了就不好看了。不好看你就不想见我了。”
“不会。你永远好看。”
“你骗人。”
“不骗人。”
“那你再说一遍。”
“你永远好看。”
章涵意笑了。笑得很开心,像一朵被阳光晒开的花。她的笑声在电话那头回荡,撞在墙壁上,被吸收,被粉碎,只剩下一点点余音,传到章知好的耳朵里。章知好闭了一下眼睛。她在听。她在记。她在把女儿的笑声刻进骨头里,带到
“好了好了,不跟你说了。我还有课。妈妈你早点睡,别熬夜。熬夜会掉头发。你已经没多少头发了,再掉就秃了。”
“好。”
“那我挂了啊。”
“嗯。”
“妈妈。”
“嗯?”
“我爱你。”
章知好的手抖了一下。她把话筒握得更紧了一些。她的手指在抖,手臂在抖,身体在抖。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又咽回去了。她咽了很多次。咽到最后,声音很小,很小,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
“妈妈也爱你。”
电话挂了。嘟嘟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,很轻,很远。章知好把话筒放下,坐在那里,看着那部黑色的电话。电话是旧的,按键上的数字磨没了,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印子。她看了很久。然后她低下头,把脸埋在掌心里。她的肩膀没有抖,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她只是把脸埋在掌心里,让掌心的温度把她的脸慢慢暖热。她没有哭。她不会哭。哭了,就是软弱。软弱了,就会被发现。发现了,就会被抓。被抓了,就会判。判了,就会坐牢。坐牢了,就会死。死了,就白死了。不能白死。所以不能哭。
她抬起头,看着窗外那片黑。风吹过来,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。她伸出手,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。圈是圆的,闭合的地方没有歪。她看了一会儿,把手收回来。那个圈在玻璃上停留了片刻,被水汽覆盖,慢慢模糊,最后消失了。像她的一生。像她做过的那些事。像她拿过的那一百万。像她签过的那份文件。像她骗过的那些人。都会消失。消失之前,她想让一个人知道。不是原谅,不是理解,不是同情。只是知道。知道她是一个贼。知道她偷了不该偷的东西。知道她对不起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。她不能让他们白等。她还不了,但她可以认。认了,就是还了。还不了,就欠着。欠着,就得还。还到还完为止。
她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窗外是黑的,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她知道,那里有一个人。她的女儿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,在欧罗巴联盟的某个城市里,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,坐在书桌前,看书,写作业,听音乐。她不知道她妈妈在做什么,不知道她妈妈在想什么,不知道她妈妈在担心什么。她只知道,她妈妈爱她。她妈妈永远爱她。她妈妈不会害她。她妈妈不会骗她。她妈妈不会让她失望。她妈妈不是一个坏人。她妈妈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一个会犯错、会后悔、会偷懒、会撒谎的普通人。她犯了错,后悔了,偷了懒,撒了谎。但她不会伤害她。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她不会让她知道,她妈妈是一个坏人。她不会让她知道,她妈妈是一个贼。她不会让她知道,她妈妈拿了别人的钱,截了别人的命,害了别人。她不会让她知道,她妈妈是一个小偷。偷的不是钱,是命。是那些等着钱吃饭的人的命。是那些在雪地里走了一夜、脚上长满冻疮、只为了省一块钱车费的人的命。是那些在厂门口蹲着、缩着脖子、把手插在袖子里、等着领钱的人的命。她偷了他们的命,他们也许还活着,也许已经死了。她不知道。她不敢问。她不想知道。
她转过身,走回桌前,坐下。她拿起笔,翻开一份新的文件。文件是白的,纸很厚,上面印着几个字——《东川省失业补贴发放情况复查方案》。她看了第一行。字是印的,宋体,黑色。每个字都认识。但她看不懂。不是看不懂,是不想看。看了就头疼。头疼了就不想看了。不想看了就合上了。合上了就放到一边了。放到一边了就忘了。忘了就安心了。安心了就睡了。睡了就不想了。
她放下笔,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
她想起女儿说的话。妈妈,我爱你。她说了很多遍。每一次,她都说,妈妈也爱你。这一次,她也说了。但她知道,她可能再也听不到了。不是女儿不说了,是她听不到了。她可能被抓,可能被判,可能被枪毙。死了,就听不到了。听不到了,就不能说了。不能说了,就欠着。欠着,就得还。还到还完为止。还不完,就欠着。欠着,就是一辈子。她欠她一辈子。她欠她一个妈妈,欠她一个家,欠她一个清白。她还不了。还不完。欠着吧。
她睁开眼睛。窗外,天快亮了。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,灰白的,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。她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拿起电话,拨了一个号码。响了三声,接了。
“博雷罗。”
“章处长。”
“东川省的失业补贴发放情况,有问题。钱多多的那一千二百个工人,可能没有领到足额的补贴。你查一下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我算的。数字不对。每个人少了两千块。一千二百个人,就是二百四十万。钱多多用这笔钱做了什么,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这笔钱不是他的。是工人的。工人的钱,不能少。少了一分,也是少。少了一分,就要补。补不了,就赔。赔不了,就跪。跪了,就求。求了,也许他们会原谅。不原谅,就一直跪。跪到他们原谅为止。”
“你知道是谁干的?”
“知道。”
“是谁?”
章知好沉默了片刻。那段沉默很长,长到她能听见自己心跳。咚,咚,咚。很慢。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。她在等那口钟敲完。钟敲完了,她开口了。
“我。”
电话那头没有声音。过了很久。久到她以为博雷罗睡着了。然后博雷罗开口了,声音很低,很沉,像从地底传上来的。
“你来圣辉城,当面说。”
“好。”
她挂了电话。她站起来,整了整衣领。她的动作很慢,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动过的人,在重新学习怎么动。她走到衣架旁边,取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,穿上。扣子从下往上,一颗一颗,系得很慢,很稳。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,手指停了一下,又松开了。她没有系那颗扣子。她走到门口,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。办公室里很安静。灯还亮着。桌上摊着文件。抽屉锁着。那本黑色的小本子还在里面,那张存折还在里面。她不会带走它。她会把它交给博雷罗。交给国家。交给那些工人。一百万元。一分没花。她花不掉。她也不敢花。她知道,那不是她的。从她收下它的那一刻起,她就知道。她只是不敢承认。现在她敢了。晚了。晚了也得认。认了,才能还。还了,才能睡。睡了,才能醒。醒
了,才能接着活。她不能停。
她走出办公室。走廊很长,灯是白的,地砖是灰的。她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很稳。她的高跟鞋踩在地砖上,发出很清脆的声响,嗒,嗒,嗒,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木鱼。她的影子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,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尽头。她走进电梯,按了一楼。门关上,数字从顶楼一层一层往下跳。六十七,五十八,四十二,三十一,十九,七,一。门开了,一楼大厅很空,只有值班的卫兵。卫兵看见她,立正敬礼。她没有回礼。她走出大门,站在台阶上。风吹过来,很凉,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,她没有理。远处,那面旗还在飘着。红底,金星。她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走下台阶,走进车里。车门关上了。车开了。她没有回头。
她知道,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,就不回了。不回了,就欠着。欠着,就得还。还到还完为止。她不能停。
完